作者：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戴思国，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金融支持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定向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措施显著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可得性，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等，制约了金融支持政策的实际成效。 这两个方面体现出契合性与排斥性，一是金融强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契合，二是弱势“三农”受到金融逐利的排斥。 本文将从剖析金融支持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强化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政策建议，以期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金融支持；政策影响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发挥金融支农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这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
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匮乏等原因,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增收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途径,有效激发了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金融支持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民就业创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金融支持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方面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村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服务渠道不畅通,农户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慢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特点设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不足,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尚不完善,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和精准性有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支持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从契合与排斥的视角,深入分析金融支持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一方面,剖析金融支持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阐述其在提升金融可得性、激发农户创业创新积极性、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揭示金融支持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分析其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产品服务创新、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强化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对策建议,从而推动金融强国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契合,更好解决金融逐利与边疆民族地区更加“突出”的弱势相排斥问题,以期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的金融支持政策
(一)金融支持政策的内容与实施
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金融支持政策。
一是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涉农贷款投放,提高涉农贷款比重,对国家重点支持的乡村振兴项目给予信贷倾斜。各大银行也制定专项信贷计划,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信贷支持。
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缺资金、少抵押”等特点,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信贷产品,推出了农房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农机具融资租赁等特色产品,拓宽了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化、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等,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落地“乡村振兴+碳中和”应收账款债权融资计划、开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对接帮扶,建成“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深入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推动银行卡助农取款点与农村电商合作共建、建设农户信用档案基础数据库。
三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扩大服务网点覆盖面。鼓励保险,担保等机构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金融科技应用,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四是加强金融精准扶贫。将金融精准扶贫作为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扶贫小额信贷,产业扶贫贷款等政策落地见效。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扶贫理财、扶贫保险等产品,为贫困群众提供个性化服务。建立健全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的推动下,边疆民族地区涉农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普惠金融体系日益健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据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3)数据显示,2022年末,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农贷款余额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比上年末提高3.1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政策的有效实施,极大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金融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撑
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撑。
一是普惠金融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金融排斥现象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弱势群体无法获取金融服务的情况也成为了全球金融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为克服金融排斥,普惠金融逐步产生。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宣传推广时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概念。普惠金融强调要让所有社会群体和经济主体都能平等地获得金融服务,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可获得性。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不畅、成本较高,需要加强金融供给,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金融支持“三农”理论。经过长期实践与发展,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理论比较集中的有: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不同阶段的理论支持作用表现不同。农业信贷补贴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处于农村金融理论的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农村的金融战略要以解决农村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为主,信贷供给政策应该先行,而且应当特别关注农村贫困阶层的信贷供求。在经历了农村信贷补贴论后,各国对市场经济普遍接受,农村金融市场论渐渐成为指导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理论,农村金融市场论突出市场机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二十世纪末,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动荡、债务危机等情况,警醒人们“看不见的手”是存在局限性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当干预来稳定金融市场。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为培育有效率的农村金融市场,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农’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发挥金融支农作用,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等,破解“三农”领域发展瓶颈,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农村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金融结构理论之父戈德史密斯的论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系统研究了金融结构,为金融结构研究拉开了序幕,之后,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扩展和补充了金融结构的定义,包括金融结构二分法理论。最早定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学者林毅夫认为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才能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就是要引导金融服务下沉到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供给不足矛盾突出,亟需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破解融资难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金融活水。
四是金融精准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精准扶贫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2013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金融支持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项战略中无疑体现出强大的契合性,相雪梅认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个系统间存在的关联关系为耦合关系,最终目标是形成脱贫长效机制、实现“三农”全面发展。周孟亮认为金融扶贫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在理论逻辑上是一致的,当前脱贫攻坚和今后乡村振兴需要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将金融精准扶贫理念引入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通过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创新扶贫保险等,精准滴灌资金“活水”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对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撑,正是遵循普惠金融、支农支小、精准滴灌、下沉服务等理念,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实,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强化金融精准扶贫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引导和制度供给,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这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金融支持政策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正向契合
(一)边疆民族地区金融可得性提升与金融生态改善互促互进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不足、可获得性差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信贷投放,支持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创新移动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等服务模式,能够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可得性。
据统计,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新疆为例,202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服务网点不断向农村延伸,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数字化金融服务快速普及,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明显提升。
提升金融可得性拓宽边疆民族地区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问题,为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创业就业等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扶贫小额信贷、产业扶贫贷款等,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有效带动农民脱贫致富,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还直接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且为农户提供更多融资选择,激发农民投资兴业的积极性。在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贷款从事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活动,农村创业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农民的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也随之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二)农户创业创新积极性与金融差异化服务互相激发
金融支持政策通过创新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破解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缺资金、少抵押”难题,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为农民创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持,极大激发农民投资兴业、追求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等“三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推进,一方面拓宽了农村资产抵质押物范围,盘活了农村沉睡资产,为差异化产品和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据统计,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232个试点地区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964亿元。2022年,内蒙古建成“内蒙古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利用土地确权数据有效盘活土地数字资源”87个旗县累计发生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2万笔,年末农地抵押贷款余额达到101亿元。另一方面,农村房屋抵押贷款、生猪等活体抵押贷款、农机具融资租赁等特色信贷产品的创新,有效满足了农民从事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活动的融资需求。如:开展“生猪+保险+期货”融资模式,破解了生猪规模养殖主体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金融服务模式,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银行提供担保,带动农户以农房抵押获得创业贷款。这些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产品有效激发了农民投资兴业的积极性。
金融支持政策从风险防范与分担上对农民创业创新起到激励和保障双重作用。金融机构服务边疆民族地区“三农”发展最大的顾虑就是风险补偿机制得不到有效落实,采取“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合作,引入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能够有效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农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降低金融风险。例如,各地建立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通过财政注资、风险补偿等方式,为农民和农村创业创新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有效缓解了风险制约。很多地区积极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提升农业风险管理能力,创新开展农业保险、农房保险、农机具保险等。在风险分担机制的保障下,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积极下沉服务重心,主动对接农民创业创新金融需求。
(三)农业产业化与金融现代化互进共融
金融支持政策通过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信贷支持,引导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改造,对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方面,金融支持政策围绕边疆民族地区粮食,生猪,牛羊肉、蔬菜,水果等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加大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金融服务供给,促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全面发展。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为例,2023年,通过系列创新举措,推动棉花产业链发展,累计发放棉花全产业链贷款471.75亿元,贷款余额384.62亿元:试点推出“保值贷+保险”模式,年末“保值贷”项下棉花仓单办理注册量10万吨:探索推广“棉花+棉纱”组合仓单质押模式,开办“棉转纱”业务,打通棉花产业链堵点,累计实现转棉纱仓单209.85吨,有效解决棉企库存积压和流动性资金紧张等问题。各大银行还成立了不同形式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组建产业金融专业团队,创新“银行+龙头企业+农户”等多元服务模式,以产业链为主线提供配套金融服务。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价值的提升,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向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转型。另一方面,金融支持政策积极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价值链整合和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各地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现代化能力,引导金融资源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倾斜,促进农牧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例如,青海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新推出“旅游+金融”“生态+金融”等服务模式;内蒙古盟市围绕现代农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整合金融和财政支农政策,支持融合发展。金融现代化有效带动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有效拓宽农业农村多元功能,边疆民族地区农旅融合、农文融合、农康融合发展,释放出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据金融时报数据,截至2023年10月末,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有近400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21.6万家,组建联合社1.5万家,全国农户贷款余额超过16万亿元。在金融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带动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金融支持政策实施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的排斥因素
(一)金融生态环境依旧较为脆弱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总体较为脆弱,对金融支持政策的有效实施形成天然排斥。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地理偏远、交通成本较高导致难以获得有效金融服务,是典型的受“地理排斥”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物理排斥最严重!。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村产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农村经济薄弱的基本盘制约了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和金融活动,影响正常的资金融通。二是农村金融组织不健全。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组织发育不平衡,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机构数量偏少,组织化程度低。根据2023年末数据,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9.0万个,银行从业人员183.6万人,资产总额为214.8万亿元: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6.0万个、从业人员90.8万人、资产总额65.3万亿元。从比较来看,东西部地区差异显著。也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乏必要的金融服务载体,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获取金融服务相对较难。同时,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金融生态环境脆弱制约金融支持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地实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影响资金融通需求,金融组织不健全限制金融服务供给,这些问题交织叠加,阻碍金融服务下沉,影响金融支农力度和精准度,削弱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效应。
(二)金融产品与服务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不足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特点设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不足,金融支持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成效。一是金融产品针对性不强。农户生产经营特点各异,边疆民族地区特色农牧业、旅游业等对金融产品需求差异化配置要求更高。但目前针对性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一刀切”“一揽子”现象较为普遍,难以满足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二是产品期限结构不合理。一些地方农户贷款期限错配问题突出,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农户贷款以年期为主,中长期贷款比重偏低,既不符合农业生产周期长的基本规律,也不利于农村资本形成。三是金融服务精准滴灌不足、可持续不强。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但目前金融扶贫与产业扶贫结合不紧密,与乡村发展融合不深入。金融服务下沉不到位,最后一公里问题仍较突出。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不广,农业生产风险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普惠金融改革有待深化,小额信贷,、保险等普惠金融产品渗透率不高。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可持续性有待增强。
(三)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有待健全
农村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强、传导速度快、处置难度大等特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不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有待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金融支持政策效果释放。一是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信用风险较高。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环境相对较差,信用观念淡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凸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缺失,经营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监管不到位。对于新兴融资方式隐含的“套路”,民族地区金融用户往往不能全面了解和准确避开,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和隐患也日益显著。二是抵质押物风险管理难度大。农村土地细碎化、权属不清晰,农房产权不明确,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难度大。农机具、活畜等抵质押物变现能力差,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金融组织抵质押物处置渠道不畅,风险化解成本高。三是农村金融市场秩序有待规范。农村非法集资高利贷;金融产品同质化恶性竞争;支付结算渠道不完善;移动支付、网络借贷风险隐患治理难度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相对而言,这些风险特征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更加突出。
在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边疆民族地区面对农村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市场传导,风险多样性关联性、突发性问题,呈现出监管体系不完善,险防控协同配合不够,穿透式监管、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有待健全,对农村新型金融业态的管理亟待加强。
五、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融支持路径
(一)精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普惠金融和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均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促进投资和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加快形成梯次有序,竞争有序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数量上持续加大、从投向上精准把握,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中长期信贷支持。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门槛,提高承保品种和覆盖面,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等风险能力。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县域农村商业银行运营机制,增强政策导向,确保县域资金在县域内运行,强化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二是创新多元化可持续金融供给模式。建立完善政府、银行、保险,担保等多方参与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等抵质押物权利抵押贷款,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需求。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农机保险等,分散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鼓励金融机构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属地特色开发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特色化、差异化产品。
三是强化金融扶持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来说,金融资源精准滴灌脱贫地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必然之路。边疆民族地区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推动基础金融服务全面覆盖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同时要创新金融扶持模式,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地方政府乡村振兴项目结合起来,降低农户融资门槛和成本,提高支持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能力。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金融科技手段,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四是健全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支持政策性、国有大型商业性、股份制金融机构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下沉金融服务重心。鼓励城市商业性、民营金融机构等在县域发展,形成错位竞争、多方共赢的农村金融组织格局。培育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遴选有条件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互助银行。完善农村地区银行与邮政合作机制,共同做好农村金融服务。
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就是要在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因地制宜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并存,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精准高效满足乡村振兴多元化金融需求,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特色金融产品和差异化服务模式
如前文所述,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才能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无论是普惠金融理论,还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下的金融发展历程,以及金融精准扶贫,满足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始终是金融支持政策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目的是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适用性和满意度,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获得感,关键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建立差异化、特色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一是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移动金融服务模式,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电子钱包等,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搭建“互联网+农村金融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推动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发展,为农户、农村经济组织提供便捷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务。
二是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针对边区、牧民等特色,孕育农产品及加工链、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开发产业链金融服务方案。积极创设农村创业担保贷款、农村养老、医疗等领域,发展专项保险等普惠金融产品,制定农村金融产品定价优惠政策,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期限,额度。依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盘活农村资源资产。
三是加强金融与涉农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推动金融、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促进金融、财政支农政策有机结合、同向发力。强化金融支持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等有机衔接。综合运用奖补贴息、风险补偿,资本金注入等多种方式,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
四是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金融及配套改革。边疆民族地区首先要深化当地农村信用社改革,借鉴中东部地区经验,加快向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转型。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并购重组、上市等方式做大做强。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抓手。建立健全适度支持与优胜劣汰并举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
边疆民族地区创新差异化普惠金融产品,丰富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渠道,必须坚持以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需求为导向。同时,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
(三)健全完善边疆民族地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无论是利用政策契合性,还是减少金融支持的排斥因素,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始终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健全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应对边疆民族地区金融风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强化风险管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既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一是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建立健全覆盖边疆民族地区金融组织、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实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综合运用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行业自律等手段,强化常态化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开展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定期风险排查,提高风险化解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农业和特色产业链的风险监测,提高农业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水平。
二是构建“三位一体”的风险共担机制。探索建立边疆民族地区政府、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合理分担风险的机制,建立风险补偿基金、风险缓释基金,开发风险分散化工具等。发挥保险分散风险作用,支持保险机构开发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保险产品,鼓励开展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提高对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信能力。
三是规范金融秩序。把规范边疆民族地区金融秩序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套路贷、高利贷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从严整治侵害边民和各民族群众利益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行为规范金融广告宣传行为,提高公众金融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
四是健全金融法治环境。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引导边民增强法制意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金融秩序。健全农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加大对农村非法金融活动的执法力度,强化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配合。
五是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把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充分利用“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活动,提高农民群众金融素养。创新宣传普及方式,通过微信、短视频,村广播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金融政策,普及金融知识。引导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群众树立合理的金融消费理念,远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健全边疆民族地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筑牢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风险防线,维护金融生态安全,必须对金融风险采取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过程监管、末端处置把风险防控贯穿于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保障。
六、结语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与金融强国两大战略的契合性,边疆民族地区整体弱势与金融逐利的排斥性开展研究,旨在找到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更优路径。尽管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金融支持作用和效果持续增强,但当前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还不够,亟需在优化政策供给,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激发农村金融活力。文章虽然从分析契合性与排斥性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但这也势必是边疆民族地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自始至终都会面临的难题。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农村金融发展规律,把握乡村振兴内在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久久为功、激活多元主体,不断增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持续性和适应性。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为金融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金融机构主体地位,完善“政府引导、金融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格局,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改革创新,要加快构建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并存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上下联动的金融管理体制,创新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
加快补齐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短板,要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边疆民族地区各经济社会领域,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农业金融创新发展,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现金融更好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从增强契合性,减少排斥性角度,不断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各方面共同努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发挥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支撑作用。
来源期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