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针对交叉学科这个热点议题，我们对国内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士生及其导师做了大范围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总体上，人们对于交叉学科究竟如何理解，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实践领域如此，其实理论界也有众多困扰，尽管多年来不乏与之相关的各种探究，也提出了众多概念，但是对于交叉学科的内涵与外延，至今也没有清晰和明确的定义。学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人类基于探索与认识外在世界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智力分工，也是一种专业人士获得认可并赢得各种其他有形无形资源的组织建构，而绝不是关于人类认识对象本质属性与内在结构的对应与镜像。因此，学科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稳定态和格式化的布局。回溯人类的科学史，不难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并非当代科学发展出现的新趋势，它自学科出现分化之始就初现端倪，甚至当下众多相对成熟的学科本身就是历史中不同领域交叉的结果。只是由于今天的科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围绕众多社会、工程和技术问题解决的迫切需要，人们才对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融提出了更为强烈的诉求。是故，严格而言，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纯净、完全独立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基础理科如此，工程科学与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就更自不待言。

换言之，今天人们重视学科交叉与融合，其实主要反映为一种它在现实中的迫切性以及组织化要求程度，而不意味着它在现实中的缺位。这也是为何本次调查中问及导师研究项目是否为跨学科时，调查对象大比例予以肯定的原因所在。学科之间的跨界，实在是一个无法厘清的话题，如按我国现有学科建制，在归属上，它可以是领域、门类、一级学科，也可以是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在内容上，它可以是思想、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工具上的相互借用，甚至在体系上的混合乃至融合；在主体上，可以是独立个体根据研究问题需要的多领域广泛涉猎，也可以是小范围乃至大规模的集体合作。正因为存在这种复杂性，为避免学科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所带来的自我束缚和画地为牢，很多国家在有关学科目录的划定上极少会严格遵从刚性的知识内在逻辑，而仅仅将其理解为一个立足经验观察而形成的大致框架。美国联邦教育统计中心的CIP目录便是如此。它所建构的框架其实就是方便于统计的经验概括和归类，高校及其院系可以根据自我理解来认领标签，至于其有关“跨学科与多学科”类属，仅仅是为那些实在无法找到自己归属的类别，提供一个开放和动态的安置空间。

由此，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独立设置一个交叉学科门类，是否就能以组织化的方式更有效地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本次调查显示，跨院校与跨院系之间的合作在学科交叉上有积极效应，而高校内部设置的跨学科组织和平台效果却并不显著。大致推断该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已有众多研究表明，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大都期待拥有一种学科归属感，无论学者的研究领域跨学科的程度如何，中外皆然，这不仅是因为学术界存在的一种基于学科的学术认可机制，而且也是学科文化与人们的习性使然；第二，日常中跨学科行为更多来自学者的自觉与自然交往中的互惠互利，即使它带有组织化与制度化特征，其成功的运行也主要源于人们的心甘情愿，而未必是制度强制的结果。

由本次调查结果或许给我们带来如下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一，要大面积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我们是否有必要淡化既有学科目录过于刚性的规制功能，而赋予其更大的弹性；

第二，学科目录中增设一个交叉学科门类固然有其特殊的政策倡导与推动意义，但它恐怕窄化了现实中更为多样化的学科交叉形态，故是否有必要在目前众多门类或者一级学科内部，根据不同学科需求，设置如“交叉学科”或“跨学科与多学科”类别，如此不仅覆盖面更宽，而且也兼顾学者的归属诉求与传统习性；

第三，在如今学科门类高度细化的背景中，培养高层次学科交叉人才乃至通才，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更多是一种理想期待而不是现实可能性。因此，要应对国家重大问题解决的跨学科研究，以各有所长的跨学科团队联合攻关方式可能更为可行。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人才，我们或许更需要关注不同阶段教育学生跨学科素养，即一种在生涯过程中有待挖掘、释放的潜质与潜能。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