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贸易活动的产物，兴起于唐代，宋代快速发展，明朝时主要由政府垄断，清朝中叶之后逐渐转型。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民族交往的结果，推动了边疆和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兴 起

历史上，我国北部、西部等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一直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马匹饲养和驯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地区常年干燥少雨，当地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乳为主，对具有解腻、助消化、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存在潜在需求。南方地区茶树种植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到唐代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产茶区域不断扩大，临近青藏高原的夷陵、巴东等地有贡茶出产，茶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

对于农耕地区而言，马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畜力，也是交通运输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马的数量和质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因此，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马政，但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原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合养马。可见，茶叶生产的发展、游牧民族对茶叶的潜在需求、中原地区对马的特殊需求，为茶马互市的兴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本不产茶，饮茶也并非人们固有的传统生活习惯。茶叶的传入、饮茶习惯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茶马互市的兴起，都是民族交往的结果。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隋朝已经设有专门管理互市的机构——互市监。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茶叶不断流入游牧地区，游牧民族逐渐认识到茶叶的特殊功效，茶马互市随之兴起。在唐人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有饮茶风俗“流于塞外”，“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之说。

发 展

茶叶传入游牧地区初期，仅社会上层可以享用，饮茶还没有成为普通民众普遍的生活习惯，因此茶马互市规模不大。五代以后，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茶叶大量流入游牧地区，普通民众饮茶之风日盛，茶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

北宋建政时，契丹人已在北方建立了辽朝。随后，党项人兴起，建立西夏政权。北宋疆域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宋朝与辽、西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此时，吐蕃政权已瓦解，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因此，北宋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北宋时期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北宋与辽、西夏也进行茶马交易，但与西藏地方的茶马互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南宋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茶马互市范围，不但在西部地区开办茶马交易市场，还在西南地区购买战马，交易活动十分频繁。

与唐代的茶马互市相比，宋代的茶马互市已经明显政治化。唐代的茶马互市多是自愿互利的贸易活动，宋朝为了获得更多战马，不断加强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和控制，在很多地方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茶马司，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同时，加强物价管理，禁止在交易过程中欺夺番商货物。南宋时，茶叶虽由官营改为商营，但政府对整个运销过程仍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宋朝的茶马互市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制度沿用至清代。

鼎 盛

元朝幅员辽阔，不需要用茶叶来交换马匹，但政府为了获得巨额税收，仍然设立榷场，严格控制茶叶买卖。

明初战争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剧增，因此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地设立茶马司，进行茶马交易。明朝将茶马互市视为军国大政，对其管理和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超前代。明朝建立了一套以茶马司为主，包括茶课司、转运司等在内的茶马互市组织机构体系，从茶叶的种植、征收、加工、存储到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都有专门机构负责。明朝还严厉防范和打击茶叶走私，设置巡茶御史，强化监督。此外，明朝还实行差发马（对藏区征收的以马代赋的税）、朝贡互市以及金牌信符（明朝颁发的进行茶马交易的牌照）等制度。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茶马互市在明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转 型

清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各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清朝初年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仍然设置茶马司和茶马互市监察御史，实行茶引制度，对茶叶走私进行严厉打击。但清朝并没有沿用明朝的金牌信符制度，对茶叶的控制也较明朝宽松。因此，清代的茶马互市整体上不如明代发达。清初，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较为活跃。康熙时期，经达赖喇嘛奏请，清朝批准在云南北胜州（治今永胜）、中甸等地开办滇藏茶马互市。后来，互市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等处。清朝后期，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中茶叶的集散地。

随着清朝对茶马互市的控制逐渐放松，茶马互市这种以茶和马为主要交易对象，长期由国家控制、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逐渐转变为物品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的贸易形式。

作 用

带动贸易发展，经济上相互依存。在茶马互市兴起以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就已经长期存在，但无论是范围、规模还是物品种类都较为有限。茶马互市兴起后，政府设立贸易机构，兴修贸易通道，完善流通市场，不仅促进了贸易，而且带动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除了茶叶和马匹这两种主要商品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随着贸易范围扩大，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商人不断增多，少数民族商人也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

推动交通改善，联系更加密切。茶马互市兴起后，为了方便茶叶等物资的运输，政府和民间不断兴修道路，改善交通条件。宋朝出资修建了大量车铺，少数民族政权也不断修路置驿。明朝不但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还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东北从女真、蒙古兀良哈地区到喜峰口等处，北部从土默川到大同、宣府等处，西部从甘、青及西藏到今天水、临夏、雅安等处。在西南的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纵横，地理环境异常复杂，虽然存在博南道等通道，但地势险峻，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滇藏茶马互市兴起后，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促进语言相通，情感更加亲近。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不少汉族人口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中原地区，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语言互通，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懂得汉语的情况十分常见。茶马互市还带动了一些多民族混居型城镇的兴起。例如，四川康定原称“打箭炉”，最初只是一个拥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语言互通和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交流，各民族通婚成为一种常态。

（李俊清（1958—），男，山西大同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